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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中国书画家、评论家全景数据库:何薇

收藏 分享 2014-11-29 15:28| 发布者: admin|

摘要: 何薇,女,美术学博士。中国民主同盟盟员。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、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、陕西省高等教育书法研究会理事、西安市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。 ... ... ... ...

当代中国书画家、评论家全景数据库

入库人物:何薇



  艺术简介

 

何薇,女,美术学博士。中国民主同盟盟员。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、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、陕西省高等教育书法研究会理事、西安市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。本科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基地班,2003年毕业并获文学学士学位。同年,考入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,师从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、博士生导师钟明善教授,研究方向为中国艺术史论。博士阶段师从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杨休教授,研究方向为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。现任教于西安文理学院。曾撰写《中国书法思想史》、《中国历代书法经典》等学术著作,编写《大学书法》教材三部,并在国家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数篇相关学术论文。主持并参与了与艺术学相关的数项研究课题。2012年作为陕西艺术家代表团成员赴澳大利亚进行艺术交流并举办画展。


  作品赏析






书法研究


  童子功·艺术个性·形式与内容


  对当前书法创作的有关思考    /何薇



余秋雨先生以“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被接受状态”为标准,认为唐诗、书法和昆曲等三种艺术形式,在古代曾“让中华民族长久痴迷,长久疯狂,因此从审美意义上渗透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奥秘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社会转轨、经济转型的新时期,昆曲衰落了,以唐诗为代表的古代诗词虽则脍炙人口,但当代的诗词创作却因“有律无诗”而停步不前,局限在特定的圈子中,只有书法却依然被社会各阶层“痴迷”到“疯狂”的程度。

这种“书法热”是有目共睹的,书法队伍的庞大,创作热情的高涨,“风格”的多样,展览的频繁,市场的热闹,字价的看涨,都在增加着书法的热度。有人将其与长期走红的小品、一度活跃的相声比附。但热则热矣,若干年后再回顾本世纪的舞台,缺乏《雷雨》、《茶馆》式的经典,只有插科打诨的小品,肯定是悲哀的。回顾新时期的书论与书法,不见有对书法艺术特质的深层探讨,也没有以精良的笔墨抒情写意的《兰亭序》、《祭侄稿》、《黄州寒食诗帖》式的法书,只有抄写唐诗宋词的东倒西歪的丑书、俗书,也不是书坛的幸运。

这一现象的负面效应,可能暂时还顾及不到,但这一现象的存在,却是不争的事实。其产生的原因,与时下世风浇薄、人心浮躁不无关系,也缘于对书法的艺术特质认识不足。有鉴于此,笔者从童子功、艺术个性和形式与内容三个方面,对此作以理性的阐释与探讨。

一  关于“童子功”

所谓“童子功”,即基本功。任何艺术,包括任何技艺都需要“童子功”,这是最基本的要求。各个行当中,唯独书法似乎不需要练习点横撇捺,只要能拿起毛笔写字,就敢自称书法家;写得越是与传统书法毫不粘连,就越敢自称著名书法家。这种廉价的“勇气”,直接导致当代书法的先天不足。

产生这种误区的原因,首先与对书法艺术特质的认识不足有直接关系。老子谈到,艺术的最高境界应该是“大象无形”,而最具有这种特点的艺术形式,就是书法。因为,正如陈振濂先生所论,其他艺术创作是“从客观的艺术之形”到“艺术的自然之形”,“再从中抽取出形态表象中所包含的美的规律”。其“艺术的自然之形”,从小说的人物是否典型、诗歌的意境是否浑融,绘画的造型是否从形似到神似,有着比较直观、客观的标准。书法则省略了“艺术的自然之形”这一中间环节,“从客观的自然之形骤然进入抽象形象的形式规律的构成元的高层次”,借笔墨线条以表现从“生活的自然之形”中感悟到的美的规律,亦即老子所推崇的“大象”。但是,由于书法的笔墨线条不是创造形象,而是传达意象;书家对美的规律的感悟不是以形象再现,而是以意象表现,其“大象”云者也就比较抽象和朦胧,也就缺乏客观标准。因而,你说他写出的线条是“钉头”、“蜂腰”、“鹤膝”、“鼠尾”,他说是创新;你说他的结体是比例失调,他说是艺术反差;你说他毫无章法可言,他说是艺术的张力,似乎是仁智各见,莫衷一是。但是,书法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,就在于有其“法”在。后人多言唐书重法,实际上凡书必重法,非法就不足以称书,只不过唐书尤其是唐楷对法作了更经典的展示,唐人对法作了更准确的论述。其“法”,具体体现在用笔、结字、章法之中,无论篆隶真行草,莫不如此。对此,古今书论之阐释可谓备矣,古今书作之表现可谓足矣,只是当今的书家不屑一顾罢了。

其次,产生这种误区的原因,还在于对书法“神采”与“形质”关系的理解偏颇。南齐王僧虔的《笔意赞》即云:“书之妙道,神采为上,形质次之”。唐代张怀瓘《文字论》说得似乎更为绝对:“深识书者,惟观神采,不见字形。”因而,现代某些书者便以所谓的“神采”为借口,而忽视“形质”和“字形”的基本功。殊不知,王之“妙道”、张之“深识”云云,只是从艺术鉴赏的宏观角度强调审美感受,并没有忽视在学书阶段和创作过程中对“形质”和“字形”的讲求。因为,书法的“形质”之于“神采”,犹如皮之于毛,刃之于利。皮之不存,毛之华美焉附?刃之不存,利之功用何来?现代书人为何就只顾追求书之“神采”而忽视“形质”、“字形”的基本功呢?

实践证明,是否具备这种基本功,直接关系到书法的根基和发展。不说古代,就说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等“五四”学人,其用毛笔写的文稿、诗稿,在现代人眼中就都是精品,就因为他们少年时代经过严格的书法训练。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言:“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,所遗手迹,自成风格。融冶篆隶于一炉,听任心腕之交应,朴质而不拘挛,洒脱而有法度。远逾宋唐,直攀魏晋。世人宝之,非因人而贵也。”当代人从小就是用铅笔、钢笔、圆珠笔写字,当他们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字时,由于缺乏、或者根本就不懂,还不屑于从头练习基本功,以为只要是用毛笔写的就是书法,殊不知只是蹩脚钢笔字的放大。当代书法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,就是基本功的先天不足。招摇过市可以,传之永久却难。因而,笔者主张无论练习哪种书体,应先从基本的点横撇捺学起,进而穷究其用笔、结字、章法的基本特点。胸有成竹,才不会把竹子画成茅草;笔下有法,写出的字才能称得上书法,这是常识。学习书法,最好先精研唐楷,因为它的点画最到位,法度最谨严,艺术特点也最被认可。从此入手,心追手摹,即可笔笔都到位,字字有根基,再纵情挥洒不迟。这固然是老生常谈,但笔者不厌老生常谈,因为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学书正道,也因为这条正道已被忽视了,而忽视这条正道已影响到当代书法的正常发展。

当然,书法的童子功也不应胶柱鼓瑟,而应该与时俱进。清代馆阁体的基本功无懈可击,却布如算子,千字一面,原因就在于不知变通。与时俱进就要变通,但变的前提是“穷”,即穷究传统的笔墨技巧,以使书法真正姓“书”,然后再通过变而达到“通”和“久”。时论多卑视馆阁体,笔者以为对馆阁体的基本功先不要卑视,先潜心穷究一下书法的基本功吧!有了基本功,再进而求变和通,也才能久。否则,就会成为狂妄而浅薄的自嘲了!

笔者承认,殷甲、周金、秦篆、汉隶的作者并没有见过唐楷,照样是卓越的书家。但是,这并不能否认书家要有基本功。因为不同的书体都有其基本功,也有相同的艺术规律。况且,在篆隶行草之后之所以产生楷书,正是艺术发展的趋势使然。宋代以后,私塾引导童蒙写字先从楷书入手,再上追篆隶行草,也是他们通过实践探索出的正确的学习途径,其中显然有规律性在。就学书而言,“真如立,行如行,草如走,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”。时下,一些书者“未能行立”就急于“走”,还着意模仿山林隐者或得道老僧的步态,尽管走得东倒西歪或扭捏作态,却还自诩有“艺术个性”呢!

二  关于“艺术个性”

有些人卑视基本功,打出的挡箭牌就是所谓的“艺术个性”。他们认为启功先生以至沈尹默先生都缺乏“艺术个性”,只有时下的那些俗书、丑书以至稚拙的孩儿体书才最有“艺术个性”。也有人煞有介事地教导潜心临帖者,要写出“自己的个性”。那么,何谓“艺术个性”?怎样才能形成自己的“艺术个性”呢?

所谓的“艺术个性”,就是个人在艺术上的独特性。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,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,由于出身、教养、经历和社会地位不同,形成的个性是千差万别的;艺术作为人感悟自然和社会的表现形态,个性也不会是单一的。但是,一般人却只认可张翼德“三声喝断当阳桥”式的外向型个性,而漠视周公瑾“羽扇纶巾谈笑间”式的内敛型个性,岂非咄咄怪事!殊不知,后者才是更高层次的个性。因为它更具备中国传统文化含蓄浑融的特点,更表现了中国古代美学平实真醇的境界。同样,在书法艺术中,古代八大山人、近代李叔同式的质朴是个性;古代二王的不激不厉,颜鲁公的端庄大度,傅山的宁丑勿美,近代沈尹默的精美典雅,也都是个性。为什么只标榜丑和怪,只把那些信笔涂鸦当作个性呢?这样的看法既是偏颇,更是无知!偏颇正是来源于无知,无知来源于无视。如果能熟视千百年的书史、书论对书法艺术特质的确认,正视世人对时下涂鸦之作、潦倒书风的蔑视,可能会增加一些理性的清醒。因而,在追求个性时,先从美学上对个性有一个常识范围的了解,并不算过分的要求!

真像有些人说的,书法艺术的个性是拿笔在纸上“写”出来的么?笔者就不信,刚烈的颜鲁公在纸上能写出二王的恬淡风度,癫狂的米芾在纸上能写出颜鲁公的端庄大气。二王的恬淡,鲁公的大气,米芾的俊爽,都是人格使然。其中既有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方面的综合因素,也有个人基于出身、教养、经历和社会地位而形成的综合修养,毛笔只是表现工具的一种,书法只是表现形式的一种而已。不信么?他们用别的表现形式,照样也会形成这种特点。其立身行事和诗文创作,就表现出与书法相同的风格,这不就很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!

由于这种艺术个性只能来源于在社会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综合修养,因而要形成这种艺术个性,不能只满足于用毛笔在纸上写写画画,而必须加强“书外功”。这尽管已经被时论说滥了,却只是隔靴搔痒,并没有说到点子上。因为,一般人只是简单地引用陆游告诫儿子的“汝果欲学诗,功夫在诗外”,再举出一些书家为例,介绍他们是诗人、学者、政治家、军事家,好像这就是“书外功”,好像有了政治、军事、文化这些“书外功”,书内功自然就深厚了。那么,诗文、政治和军事与书法的关系何在?又怎样影响到书法?这些深层的理论问题,不知道论者是故弄玄虚还是一知半解,往往语焉不详。

由于个性的形成是综合因素使然,因而个性首先不能脱离社会性。社会和时代给它提供了客观环境,它只有体现社会的本质特征和时代的主流精神,才能富有内涵。以唐代艺术为例,大唐盛世的本质和主流,是开放的时代精神,外向型的文化心态,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、责任感,对客观世界和精神领域的全方位开拓,遂产生了令后人惊叹回首的盛唐气象。影响之于诗歌,就是飘逸豪放,如李白的歌行;影响之于舞蹈,就是纵横跳动,如公孙大娘的剑舞;影响之于书法,就是“变动犹鬼神”,如张旭的狂草。“一切都是浪漫的,创造的,天才的,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,一切模拟都变为抒情,一切自然、世事的物质存在都变而为动荡情感的发展行程”。在这种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,如果极力标榜宁拙勿巧,着意追求以丑为美,只能是小家子气。安史之乱前后尖锐的社会矛盾,使得艺术家们收敛起浪漫主义的豪情,“把盛唐那种雄豪壮伟的气势情绪纳入规范”,将“可能而不可习、可至而不可学的天才美”,化为“可学而至、可习而能的人工美”,“但又保留了前者那磅礴的气概和情势”。于是,产生了被后人称作“间气古今三鼎足”的杜诗、颜书和韩文,“这种形式的规范要求恰好是思想、政治要求的艺术表现”。可见,首先,艺术的个性绝对没有脱离社会性和时代性;而社会性和时代性又赋予艺术个性以深刻的思想内涵。至于唐诗中的郊寒岛瘦,那更是时代巨变后的产物。因而,书家必须深刻认识社会本质,准确把握时代精神,其艺术个性才能具有时代和社会价值。其次,出身、教养作用于个性的,是具体生长环境中外在的理性导引,这种影响是得天独厚的。国人尤其是搞艺术的热衷于借姓氏攀附历史名人而认祖先,原因就在这里。但这种因素也有变异性。否则,唐谚何以感叹“三公后,出死狗”?再次,人生经历和社会地位作用于个性的,是将社会影响具体化,将家族影响感性化。人生经历一帆风顺,青云直上,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”,心境昂扬;历经仕途坎坷,宦海沉浮,市朝倾轧,“草木也知愁,韶华竟白头”,忧谗畏讥;身居高位,或者洞察风云,踌躇满志,“不畏浮云遮望眼,只缘身在最高层”,或者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,“不敢高声语,恐惊天上人”;沉潜下僚,“拜迎长官心欲碎,鞭打黎庶令人悲”;贫困潦倒,“残杯与冷炙,到处潜悲辛”。所有这一切,都作用于人的心灵、感情和思维惯性,形成了他立身行事、待人接物的相应方式,甚至一言一行的日常习惯,进而形成个性。影响于艺术,便是艺术个性。这种个性,显然是不可能拿笔在纸上写出来的。勉强要写,只能言不由衷,或者扭捏作态。“真者,精诚之至也。不精不诚,不能动人”,“真在内者,神动于外,是所以贵真也”。失去了真,何来善与美?

这又牵扯到人品与书品的关系问题。中国古代文化强调人品,所谓“士先器识而后辞章”,故在人生“三不朽”中,将“立德”置于“太上”之位,其次才是“立功”和“立言”。一般来说,人品决定文品和艺品。因为,文学和造型艺术或者通过鲜明生动的语言表现人品,或者借助具体可感的形象再现人品,都具有直观性,而书法的笔墨线条却只能隐现意象。对于书家的人品来说,笔墨线条是模糊的,意象是朦胧的,人品与书品似乎不能直接划等号。但是,受众的审美感受却不能不受书家人品的感染,所以感受到赵孟頫的柔媚无骨,王铎的狂躁偏狭。我想,这两位大节有亏的书家平日心态或无奈,或狂躁。在操翰为书时,或因无奈而趋于恬淡,或因狂躁而形成跌宕,也会影响到书品,但谁又愿意拥有这种扭曲的个性呢?还是正面培养自己的个性吧!

东坡居士自言:“退笔如山未足珍,读书万卷始通神。”黄庭坚亦深有感触地说:“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,又广之以圣哲之学,书乃可贵。若其灵府无程,致使笔墨不减元常、逸少,只是俗人耳。”强调诗书学问影响书法之“神”,自有卓识。实际上,这种影响同样表现在书法的各个层面。简言之,从中国古代哲学、伦理学“和而不同”的原理中,可以悟出书法艺术风格多样性的统一;从政治学强调的社会共性中,可以悟出书法必须姓“书”,即保持艺术特质的稳定性;从儒家、道家对“大美”的推崇中,可以悟出书法宏大的艺术境界。儒家强调的“尽善尽美”、“文质彬彬”,促进了书法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。道家强调的“大象无形”,最深刻地揭示出书法的艺术特质,“大朴不雕”、“返朴归真”,则形成书法的自然之美。释家禅宗的“虚静”、“妙悟”,也有助于书家从社会生活和自然景物中领悟艺术的真谛。可见,有无这些学问的修养,不仅直接影响到书家的精神境界,也影响到书作的艺术个性。至于诗词歌赋对书法的影响则更为直接,因为艺术本身就有相通之处。如诗歌境界的浑融,结构的跳跃,韵律的和谐,节奏的起伏,形式的对仗,手法的以少总多、以小见大、虚实相衬、正反对比、众宾拱主、反言见真、动静相映、情景互称、对面落笔等,与欧阳询总结的“结字三十六法”中的排叠、避就、顶戴、穿插、向背、相让、朝揖等笔法之间的关系即是非常紧密而明显的。对书法用笔、章法的借鉴意义,也是不言而喻的。

个性,一般人都有,写字时表现得最为明显,尤其是小学生写字最有个性。要不,为何有笔迹鉴定学呢?但那是浅层次的个性。书法的个性要有内涵,要进入艺术的高层面,就必须行万里路,读万卷书,仰观俯察,纵横取法。古代书家的艺术个性,就是这样形成的。舍此而效孩儿稚体,作东倒西歪状,扮潦倒破败像,扎伸拳弄腿势,还自诩为“个性”,那可真是像孙过庭所嘲笑的:“易雕宫于穴处,反玉辂于椎轮者乎!”

三  关于形式与内容

不论从哲学还是美学上讲,笔墨形式与书写内容都应该统一。但是,在时下的书法创作中,却不乏以刚劲的笔法抄写婉约词,以秀媚的笔法抄写豪放词。不同的书家用不同的书体,不同的风格抄写同一首唐诗宋词,更是司空见惯。仅就书法而言似乎还看得过去,但要联系所写诗文的题材内容和风格意境,则不能不令人皱起眉头。

这种笔墨形式与书写内容的不和谐,极大地影响了书法的艺术表现力。须知书法不是杂耍,作为艺术,其最高境界就是抒情,也就是孙过庭所强调的“达其性情,形其哀乐”。而失去了抒情性,书法也就失去了作为艺术的灵魂,蜕变为笔墨游戏或江湖杂耍,在这个层面上,与印刷字没有区别。将来写二十一世纪书法史者,会为这一辈书人只会抄写唐诗宋词而汗颜。

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,也在于当代书人综合素质与文化素养有待提高。他们拿起笔来,多数人都抄写过“滚滚长江东逝水”。古人也抄写别人的诗文,如黄庭坚写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,岳飞写《出师表》,但更多的是写自己的作品,甚至是写诗文草稿。他们写诗作文是有感而发,其感自然就渗透于笔墨之中。正如孙过庭称赞王羲之“暨乎兰亭兴集,思逸神超;私门诫誓,情拘志惨;所谓涉乐方笑,言哀已叹”。其《兰亭序》的笔墨情趣与序文的感情基调相得益彰。很难想象用颜真卿《祭侄稿》的笔墨写《兰亭序》会是什么样的效果,反之亦然。当兄侄因抗击安史叛军而壮烈献身的消息传来,颜真卿对兄侄的悼念,对叛军的仇视,对家国的忧愤,种种激情,郁结于胸中,欲罢不能,便饱蘸着血泪,用跳动的笔触,喷发而出,写出惊天地动鬼神的祭文。元代陈绎曾准确地把握住了《祭侄稿》笔墨线条运行中感情内涵的转换,认为文稿自“尔既”至“天泽”这五行“殊郁怒”,自“吾承”至“尚飨”这五行“沉痛切骨,天真烂然,使人动心骇目,有不可形容之妙”,“与《序稿》哀乐虽异,其致一也”。这种“致”就是情致。可见正是书家情致的起伏,决定了笔墨线条的运转。苏轼的《黄州寒食诗帖》亦体现了同一种艺术规律。

天下三大行书的作者,拿起笔时都不是在搞书法,却写出了千古杰作,原因就在于他们为抒情写志而作文,用笔墨线条记下胸中所感、心中所想,其情其文其书紧密融合,笔墨形式与书写内容间不可分。在这里,没有什么“意在笔先”,没有什么“先散怀抱”,没有什么“如对至尊”,一切都是任情恣性,一切都在不经意间,这才是书法创作的最高境界!

当代的书人,似乎太专业化了。专业面的狭窄,涉猎的有限,修养的欠缺,又限制了他们在书法上的发展,影响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书法专业。是不是也能扩大一下自己的专业领域,扩大一下自己的生活圈子,积蓄一下自己的感情内涵,也学着写一写诗词歌赋呢?以便用自己的毛笔,写自己的诗文,作自己的书法,抒自己的感情,而不要一味替古人抒情。这要求并不过分,因为这本来就是作为文人的看家本领。对一般书人来说,这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,在特定的时间场合,也需要写前人的诗文,那么就先抄一下前人的诗文吧。但是,在抄的时候,起码应该先读懂它,以免替古人抒情时不得要领。同时,要领会其中的感情,体悟其中的内涵,把握其中的意境,最好是将其中的感情与自己融为一体,激起自己感情的共鸣,再拿笔作书,使纸上的笔墨线条与古人诗文中和自己胸中的感情一起跳动。孙过庭称赞王羲之“写《乐毅》则情多郁,《书画赞》则意涉瑰奇,《黄庭经》则怡怿虚无,《太师箴》则纵横争折”。所写并不全是自己所作,但王羲之却以自己的审美趋尚为轴心,借助于书写内容对感情的不断提示,激发出也表现出“郁”、“ 瑰奇”、“ 怡怿虚无”、“ 纵横争折”等不同的感情色彩,使所写作品也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。看来,借他人之酒杯,浇自己之块垒,也未尝不可;尽管这是不得已而为之,尽管这样的书作与三大行书不可同日而语,但毕竟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。

时下的书法热是好事,但热中也透露出心态的浮躁。由于浮躁,便漠视书法的艺术特质,年轻者不愿意从童子功入手,年老者不愿意补上童子功这一课,以致于头重脚轻根底浅;由于浮躁,刚拿起毛笔便追求个性,标榜自我,一脚踏倒古人,以致于嘴尖皮厚腹中空;也由于浮躁,满足于抄写常见的诗词古文。若借书法聊以自慰,玩票打秋风也就罢了,若要将书法当作事业,还是静下心来为好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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